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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说第三种话】“中国人种西来说”与清末的汉藏同源论

时间:2019-12-15来源:咖啡文学网

作文「“中国人种西来说”与清末的汉藏同源论」共有 19728 个字,其中有 14798 个汉字,1539 个英文,582 个数字,2809 个标点符号。作者佚名,请您欣赏。玛雅作文网荟萃众多优秀学生作文,如果想要浏览更多相关作文,请使用网站顶部的作文搜索引擎进行搜索。本站作文虽然不乏优秀之作,但仅为同学们学习交流的习作,不能当作范文使用,希望对同学们有所帮助。

摘 要:清朝末年,“中国人种西来说”传入中国,随即成为国族建构的理论工具。革命派借此强调华夏西来,满汉不同,证明 “排满”的正当性;维新派借此论证中国各族同源异流,实同兄弟,不可分离。该学说认为东迁之族,有一支南下成为藏族的先民,因此,两派都认可汉藏同源之论,成为当时国族建构争论中少有的共识。民国初年,该学说日渐式微。抗日战争爆发后,为凝聚国民,挽救危亡,汉藏同源论再度复兴,成为舆论宣传的重要内容。清末的汉藏同源论强调的是以血缘等根基性纽带为基础的国族建构方式,不同于中国历史上以文化为核心的民族观念,由此推导出的文化同化政策,对近代中国的边疆治理产生了深刻影响。
关键词:“中国人种西来说” ; 国族建构; 汉藏同源; 清末
中图分类号:C958.12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681(2013)04-0117-07
收稿日期:2013-09-20
作者简介: 扎 洛(1969-),男,藏族,青海兴海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科研处处长、藏学与西藏发展研究室主任 副研究员,主要从事藏族历史、藏区社会发展研究。
“Doctrine of Chinese Human Species from the West” and
Sino-Tibetan Homologous Theory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ZHA Luo
Abstract: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doctrine of Chinese human species from the west”was introduced into China, and became the theory tool for nation construction. The revolutionaries stressed that Chinese came from the west, and Man was different from Han so as to testify the legitimacy of “excluding Man”; reformers demonstrated through the theory that nations of China were on the isogeny and dissimilation, and undivided. The doctrine says that ,among the nations moved eastwards, one moved towards the south and became the ancestor of Tibetan, both of the two sides accepted the Sino-Tibetan homologous theory that was the remarkable consensus in the argument of nation construction. In the early Republican period, the theory became fading away. After the outbreak of Anti-Japanese War, the theory revived for uniting the people and saving the country, it became the main content of consensus propaganda. The theory stressed the nation construction on the base of blood relationship link that was different from the nuclear national concept in Chinese history, the cultural policy of assimilation from the theory had profound impact on board land governing of modern China.
Key words: Doctrine of Chinese Human Species from the West; Nation Construction; Sino-Tibetan Homologous Theory; The Late Qing Dynasty
作为一个多民族共处的国家,中国古代的中央王朝都面临着如何整合族际认同、强化和保持国家凝聚力的问题。综观封建时代的历史,大致有二种方法:一是强调效忠皇帝,宣扬“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效忠皇帝就是效忠国家,二者合而为一;二是推行王化,以夏化夷,推广儒家文化,使“夷狄而知礼仪”,通过文化的同质化努力而塑造统一的政治认同。
清朝末年,受到欧风西雨的浸润,特别是遭受一系列外来侵略欺凌之后,国家观念骤然而变,建立“民族的国家”成为社会共识,特别是受到古典民族主义“一国一族”思想的影响,强调民族(具有诸如思想同,风俗同,语言文字同等特征)与国家边际的重合,“同一种族,建一国家”。要仿照欧美建立具有强大的动员能力的现代国家(这被认为是抵御外侮所必须的条件),首先必须完成作为国家物质基础的“民族(国族)”的构建。只有统一的民族认同,才能形成统一的国家认同,才能自弱变强,提高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国家观念的转变带来了“民族”认同建构的全新主题:谁可以成为中国人,是单一的汉族还是包括清朝境内的所有各民族人口?如果包含所有境内各民族又如何建构必不可少的统一的“民族”认同?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国族构建问题上产生了激烈的争论。革命派主张通过“排满”以推翻清朝统治,因此强调汉族与满族乃至其他少数民族都属不同种族,所谓中国即是汉人的中国,而不包括边疆少数民族,甚至有人主张在新型的国家中少数民族可来去自由。因为“族不同则意不合,分裂委弃之事难免”。改良派虽然也主张进行社会改革,但前提是维护清朝统治和国家的统一,因此通过论证汉族与各少数民族或者具有共同的起源,或者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交往融汇,难分彼此,意在证明具有共同的血缘关系。在未来的新社会,也应通过“合同而化”将各民族熔铸成为一个“大民族”。 总的来看,革命派的主张得到汉人社会的广泛支持,排满革命风起云涌。而改良派的思想继承了中国历史的传统,以维护清朝统治为归旨,得到了统治阶级的支持。双方为了论证自己主张的合理性,不仅从中国古代典籍中搜掘例证,还放眼世界,力求从西学中寻求“科学”的证据。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于欧洲的“中国人种西来说”引入中国。两派人士共同推崇此说,试图为我所用。革命派借用该学说,宣示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特别是满族在种族起源上既非一元,并非同族,因此“排满”革命、建立纯汉人的国家具有正当性;而改良派则从中发现中国所有民族同属于东迁黄帝之族,是同源异流,满汉不可区分,未来的新型国家应强调“大民族主义”。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国人种西来说”认为黄帝率众自中亚经昆仑山东行,其中有一支南下进入青藏高原,成为今天的藏族,由此而出现了近代最早的汉藏同源论。“中国人种西来说”由于自身存在的悖论和论据的脆弱而到20世纪20年代逐渐被学术界弃置,但是,由其形成的汉藏同源之论并未销声匿迹,到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抵御外侮、社会凝聚的需要而再度得到宣扬。由此,我们看到在近代中国历史的特殊场域中,族源问题实际上已经演化成为国族建构的理论工具。
一、中国人种“西来说”
中国人种及文化的起源问题是西方汉学界的老话题,德国耶酥会士柯舍尔(Athanasius Kircher)在1652-1655年间发表的《埃及之俄狄浦斯》(Oedipus Aegyptiacus)及1667年发表的《中国图说》(China Illustrata)两本著作中提出中国文字是埃及文字的某种变体,以及中国人属于远迁东方的含族(Ham,埃及所属含米特人的先祖)后裔,由此而形成了最早的中国人种“西来说”。此后又出现过埃及说、巴比伦说、帕米尔说、印度说、于阗说等多种学说,其中巴比伦说影响重大。
1894年法裔英国学者拉克伯里(Terriende Laconperie)在英国出版《中国太古文明西元论》(Western origin of the 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 from 2300 B.C. to 200 A.D.),从“科学和艺术”、“书写和文学”、“制度和宗教”、“历史传统和传说”等多个方面阐述了他多年来主张的中国古代文明源出巴比伦之说。拉克伯里的主张虽未得到欧洲汉学界主流派的认可,东传日本后也颇受质疑,然而1900年日本博文馆出版的由白河次郎、国府种德所著《支那文明史》却赞成该说,并在中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①当时正值中国学生留学日本的高潮时期,留学生接触此书后,纷纷译介。1903年,上海会文学社以《帝国文明史》为题翻译出版,东新译社以《中国文明发达史》为题翻译出版,上海竞化书局以《支那文明史》(光绪二十九年)为题翻译出版。不过影响最大的还是蒋智由的转译。
1903年起长春治疗癫痫较好的医院蒋智由(观云)在《新民丛报》上连载《中国人种考》一文(后来集结成册),其中介绍了该学说:公元前2282年,原居巴比伦蔼南(Elam)地区的迦勒底(Chaldea)人巴克部落(Bak Tribe),在酋长廓特奈亨台(Kudur Nakhunte)的率领下大举东迁,其人从土耳其斯坦向东,经喀什噶尔(kashgar),沿塔里木(Tarym)河到达昆仑山脉之东方,再经土鲁番、哈密二地而抵达中国西北,循黄河东进。后驱逐原先占据中原之苗人,而建立中国。奈亨台即中国之所谓黄帝,因黄帝名有熊氏,“熊”之上古汉语音nai,是从nak音转化而来的,故黄帝之称号即源于Nak-huang-di,是Nakhunte之名的讹转。塞米的(Semitic)人的一支阿卡德王国的开国君主萨尔贡(Sargon)即中国所谓神农氏;能造鸟兽爪形文字之但克(Dunkit)即中国之所谓仓颉;东迁之民族用原先都邑之名巴克(Bak)自称,即中国之所谓百姓;因昆仑(Kuenln)其地丰饶,称之以花国(Floweryland),后来到达东方,遂用此名,称所建之国为“中华”,以示后嗣毋忘。[1]
有关东迁的路线,桑原骘藏《东洋史要》称:
近人考汉族西来,凡有三道:其一从西藏北部青海境,其一从四川之打箭炉厅而入中国,然路均稍险隘,由此抵蜀,而入长江之流域。其一即沿黄河而入,详见下通鉴前编,谓蜀之为国,肇自人皇,是为蜀山氏,后有钜灵氏者出于汾睢,挥五丁开通江河,居无恒处,而迹?于蜀,疑即属沿江而下之一支。又《支那太古文明西元论》云:方汉族西来时,有一族与本族分离,向北近叶尼赛河流域旅行,今于河干发现其用当日文字所成之古铭。而同时又有未达东方者与西藏境民族合为一部。”[2]
必须指出的是,这些学说本质上并不是单独地探究中国文明起源问题,而是有关世界文明起源学说的派生产物,确切地说是世界文明一元起源学说的分支。
当时在中国,革命派和改良派正就“排满”问题而发生论战,满族是否为“中国人种”,中国是否亡国,谁有资格成为未来中国的国民,这些问题都迫切需要得到答案。正是在这个背景下,“西来说”传入中国。
革命派从“排满”的立场出发,借此证明以黄帝为代表的汉族,有其独特而辉煌的起源,与起源于东北的满族(属通古斯族)有血统上的根本区别,根据“一个民族建立一个国家”的理论,以及“中国乃汉人之中国”的主张,汉族推翻满族统治的革命行动就具有正当性。因此,革命派对此学说的宣传最为用力。如丁谦《中国人种从来考》、刘师培《中国民族志》、《攘书》、《论中国对外思想之变迁》、《中国历史教科书》等,章太炎《种姓篇》、黄节《立国篇》、《种原篇》等。
革命派大多由传统知识分子转变而来,具有良好的中国典籍素养,他们将“西来说”与中国传统的“夷夏”观结合起来,形成了具有清末特色的种族学说。
刘师培《攘书》:
汉族来自西土,为神明贵胄,根据说文将夷种分为六种:南方蛮闽从虫、北方狄从犬、东方貉从豸、西方羌族从羊、而字之从人者仅伯人、僬侥、东夷而已。② 师南《神州种族学扈论》:
炎族初兴,肇基昆领(岭),种蕃东渐,爰宅神区,始于大河,终于江淮。而位于其边者,咸为蠢族,东方曰夷,断发文身,茹毛饮血,是为豸种;南方曰蛮,雕题交趾,咀腥耆鲜,是为蛇种;西方曰戎,被发衣皮,岁不粒食,是为羊种;北方曰狄,室穴服羽,哎木啖兽,是为犬种。而狄豸原 貊耳,实豸类之支裔,……蛮俚乃虫族之子孽,……羯胡羝羌亦犬羊之种落也。③
章太炎认为这些民族都“不能予华夏之名”④,因而也不能成为中国的国民。
改良派从维护清朝统治和国家统一的立场出发,认为种族革命有可能导致中国的分裂,这与合群竞争的时代理念相违背,因此他们或主张各民族经过历史的交流互动,文化上互相同化、吸收,已经等同于一个民族⑤;或者论证各民族具有共同的起源,虽有文野之别,实为同一种族。他们发现“西来说”对于他们的主张似乎更为有利:
白河次郎、国府种德《支那文明史》即指出:
“巴古民族虽在一酋长命令统治之下,然非尽同时达于支那。而亦有不达于支那之民族,此等各戴其酋长,与西北藏之民族结合而为一部族,受教主之统御……”,黄帝死后,“巴古民族之他部族,从本部分离,而其一行于埃尼司赛(Yenissei,叶尼塞)河流之北方。于此河边而从当时文字所成之古铭发现焉(由此而形成了通古斯族——著者按)”[3]
也就是说,黄帝所率巴古民族在东迁过程中又先后分化成不同的支系,从昆仑山向不同的方向迁徙,形成了不同的民族。这一论述显然对改良派是有利的。最早的介绍性文章蒋智由(观云)《中国人种考》就发表在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上,其中即阐发同源思想。
东迁之族,“其一族者,与本族分离,向北方近烟尼塞河流域旅行,今日于河边发见其用当日文字所成之古铭,而同时又有未达东方者,与北西藏之民族,结合而为一部族。”
又曰“当百姓民族东来之日,其道路所经,今难确知。……由此东向,其一道从叶尔羌(即莎车,Yarkand)喀什噶尔(即疏勒,Kashgar)而出吐鲁蕃(Turfan)哈密(hami)之边,达中国之西北部,沿黄河而入中国。其一道从西藏之北部青海边而入中国。然路稍险隘。又从西藏之打箭炉,亦为一道,由此入中国者,住蜀而入长江之流域”。[4]
这就是说东迁之人实际分为三支:一支自昆仑向东进入黄河流域,成为汉族的祖先;一支向北进入蒙古草原,成为通古斯民族的祖先;一支南下进入青藏高原,成为藏族的祖先。改良派利用此学说,证明中国各民族具有同源性,具有血缘关系,反证“排满”(认为满族非中国固有之民而加以驱逐)之不成立性。
中国人种“西来说”在清末得到中国学者的青睐,除了为上述革命派与改良派的政治论战所利用外,还有更深层的社会心理需求。当时正值科学主义思潮高涨之际,各种西来说,或强调考古学,或强调人种学,无不披着现代学术规范的外表。与此同时,这些学说也能与中国古代典籍《山海经》、《穆天子传》等相呼应;“借西学证明中学”,合于中国古籍,因而得到中国学者的认可。当时中国国势衰败,迭遭败绩,对知识分子造成的重大心理压力,根据“西来说”(无论巴比伦说还是帕米尔说),中国民族至少在根源上与西方(白人)并无二致,彼此之间纵有一时的优劣盛衰之别,却并无不可克服的天然障碍,采信此说,或稍能缓解中国人心中的自卑情节。“论证华夏民族与西方民族同属优等,以驳斥白优黄劣的论调,实属用心良苦的自安自慰”[5]“西来说”隐含着“纵有黄白之异,决无贵贱之分”的意味,故而激发知识界对中国前途的期望[6]。
二、国族建构与汉藏同源
中国人种“西来说”原本属于世界人种一元起源学说的组成部分,东迁之巴古民族某种程度上涵盖东亚多数民族(此学说本就有漏洞),因而具有极大的包容性。革命派和改良派引进该说,并未达到平息争论的目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种族”的概念。汉族与满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是否同种问题的本质在于是否有资格成为平等的“国民”。
由于东迁线路经过青藏高原北部边缘的昆仑山,拉科伯里认为其中一支南下进入高原,与当地民族结合,这样东迁民族与藏族便发生联系,汉藏在族源上具有了同源的性质。而中国学者“推衍其说,又加数途,自土耳其斯坦折而南,经巴达克山,至和田,入后藏。或自伊兰高原经喀什米尔,入后藏,复自藏东行至打箭炉而入蜀,由蜀而入中原。”[7]改良派就此自然地持有汉藏同源的观点。对于革命派而言,此说虽与核心主张有不相和谐之处,但是,自日本传来的“西来说”明确指出藏族属于“中国人种”,这使他们不得不调整观点,迁就学说原创者的观点。于是,在汉藏同源、藏族属于中国人种问题上两派达成了共识,尽管他们的立足点并不相同。
白河次郎、国府种德《支那文明史》指出中国民族包括:苗族、汉族、真古斯族(通古斯族)、蒙古族、西藏族、韩族等七种,认为“于扬子江、黄河之间建立中国者,为汉族,即黄帝所率来之巴古族,支那之文明直视为巴古族之文明亦无不可”[8]。他们并未指出中国民族是否属于同种。但在后文中介绍拉科伯里学说时又提到,东迁过程中有一支向北到达叶尼塞河,有部分人与北部西藏的人融合。
但是,桑原骘藏在《东洋史要》则把中国各民族分为两个大的系统:西伯利亚人种和中国人种。而藏族则属于中国人种的重要一支。称:
“亚细亚种人者,东洋史之主翁也。大较分为二种:西伯利亚人种,中国人种是也。所谓中国人种者,蔓延于中国本部、西藏、后印度一带地方,更细分之为三族:曰汉族、藏族、中国交趾族。第一汉族,东洋史中尤重要之人种也,大抵据有中国本部,此族盖似于邃古时,从西方移居中国内地,栖止于黄河两岸。浸假蕃殖于四方,古来播东亚文化之先声,断推此族也。第二西藏族,自西藏蔓延克什米尔、尼泊尔及缅甸一带地方。殷周时之氐羌,秦汉时之诸羌,唐之吐蕃,元时之缅国,国朝之大小金川皆属此族。第三中国交趾族,从中国之西南部,即云南贵州诸省蔓延于安南、暹罗、后印度诸国。此族故尝据有中国本部,浸假为汉族所驱者,周以前之苗民荆蛮,唐时之南诏,盖属此族,其于文化势力均非东洋史中重要之人种。西伯利亚人种者,从东亚之北蕃殖于北亚一方,可更细分之,今即特举东洋史中之重要者,凡有四族:日本族、通古斯族、蒙古族、土耳其族是也。”[9] 他的这一论述对当时的中国学者探讨民族起源问题、各民族关系问题产生了重要影响。
邹容是“排满”革命的急先锋,但是,他也不得不接受桑原的论说,在《革命军》第四章“革命必剖清人种”,持汉藏同为“中国人种”的观点,称:
“亚细亚黄色人种,约别为二种:曰中国人种,曰西伯利亚人种。中国人种,蔓延于中国本部,西藏及后印度一带地方,包括三族:汉族、西藏族(“殷周时之氐羌,秦汉时之月氐,唐之吐蕃,南宋之西夏等,皆属此族”)、交趾支那族(此族在古代似占据中国本部,而为汉族所渐次驱逐者)”[10]。
章太炎是革命派的精神领袖,具有深厚的中国典西宁哪里治癫痫最好籍功力,他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发现了东迁经过西藏地区的证据:
《銏书》重订本,第十七:“东来也,横渡昆仑……其旁行者自卫藏,卫藏昔言图伯特,故曰:人皇,出刑马山提地之国。(《遁甲开山图》语,提地与图伯特一音之转。《华阳国志》谓巴蜀本人皇苗裔,是人皇由卫藏入蜀也)”⑥
刘师培是革命派力主“排满”的干将,然而在《中国历史参考》也认为汉藏同源。
考汉族之宗国为前巴比伦,证据甚多……东来之证据亦有可见者,昆仑之区即今之帕米尔,遁甲开山图曰:天皇氏被迹于柱州之昆仑,可见天皇氏曾至此矣。山海经曰:昆仑之北有轩辕之邱,庄子曰:黄帝登昆仑之上,陆贾新语曰:黄帝登昆仑虚,起宫室于其山,汉族西来,未至中原,先于此暂驻,固理可信者也。遁甲开山图曰:人皇氏出刑马山提地之国,提地者,图伯特之音转,即今之卫藏也,其后乘云车,出谷口,即今陕西之斜谷口,此为由卫藏入中原之明证,其留遗者,则为氐为羌,即藏族之祖也。[11]
此外,一些关心边疆事务的知识分子也积极参与相关讨论,以证明西藏、蒙古、新疆等地区的民族都属于中国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此启发国人关注边疆安危。
穆都哩《蒙回藏与国会问题》(上):
“中国人种之非中国土著民族,学者已有明证。而中国史籍亦谓黄帝起于昆仑,即证其非中国之土著也。然当黄帝未到昆仑时,中国人种已移动数次矣。据人类学家之言,则谓中国人类为都兰(Turan,观云《中国人种考》作Turania,译为丢尼安。为闪米特人之先居住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人种,来自中亚高山地区。[12])人种。都兰者,亚细亚最古之历史的民族也。其根据地,在亚西亚之西方,其迁徙之范围,为他族所不及。今之中国人种(含全体而言),即都兰自北路迁徙之民族也”。[13]
该文虽未直接言及汉藏民族起源问题,但说明各民族具有同一之起源。“民族本相同者也,而别之以华夷”,因此,中国各民族是可以建立一个国家的。
天僇生(《西藏大势通论》)进一步发挥“西来说”,甚至提出西藏乃汉族发祥之地,佛教经西藏传入内地,因此对于汉族文化也有功绩。
“吾尝谓吾国上而政府,下而国民,对于藏事之成败,率以为与己无与者,岂有他哉,皆有他哉。昔者黄帝率其子孙,下帕米尔高原,迤逦而入内地,……是西藏一隅,实为汉族发祥之基址,且其地界居中、印之间,佛教之由印度入吾国者,实以西藏为转输承接之地。吾国佛经中,有所谓三藏是十二部者,西藏皆有唐古忒文别本,是以吾国向呼佛经为藏经。然则吾国种族界,固以西藏为导源,吾国思想界,亦受西藏之嘉惠”⑦
因民族国家建设的需要,“民族(时人多称种族)”问题成为时代的核心话题。“革命必剖清人种”。中国人种“西来说”的引入,在清末舆论界掀起的汉藏同源论,是晚清国族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颇为引人关注,尽管其在革命派和改良派的论说中的意义并不相同。对于革命派来说带有某种程度的偶然性,只是因为该学说的创始者提出的假说而被他们忠实地继承下来而已。但这种通过强调民族起源或者说通过强调血缘关系而确定“民族”资格的行动,就是晚清国族建构的重要表现形式。改良派原本就提倡“大民族主义”——版图内全体人口构成中国“民族”,“西来说”更增添了与革命派论战的有力证据和工具。无论如何,随着“西来说”的深入人心,汉藏同源的观念也得到推广。值得关注的是,知识分子在探讨藏族起源时,自然地注意到中国史籍中有关吐蕃与西羌关系的记载,这就使汉藏同源说很容易得到本土资料的佐证,从而更显可信。
革命派试图以中国人种“西来说”论证“排满”的合理性,但是,在“西来说”语境下,只有“苗人”属于中华本土先民,汉族本身也与满族一样属于外来者,也应在该“排”之列。这种内在的悖论对于革命派来说是一个致命的缺陷,因此革命派不久即放弃了“西来说”。
随着清朝的覆亡和民国的建立,建立包括各民族在内的“中华民族”成为国族建构的主流思想。后来随着中国考古学的发展,特别是周口店人“北京人”的发现,以及文化自信心的增长,“本土说”逐渐成为主流,“西来说”逐渐式微。知识界对“西来说”的批评也日渐其多,吕思勉在《中国民族演进史》中即指出“西来说”的根据是《山海经》、《穆天子传》,但“《山海经》虽有一部分是古书,其又一部分,则是汉通西域之后,把新的地理知识附加进去的。《穆天子传》更是南北朝时才出现的书,其伪造更不待论了。”[14]张吉吉、傅曰《中国民族来源详考》指出“巴比伦与中国间,高山峻岭,道路险恶,交通阻塞,安能远在上古而作长途交通?又中国人为黄种,巴比伦之塞姆人与蔼南人,为白种。况年代悬殊。文化习俗各具特色,均呈证中国民族非来自巴比伦。西人一唱,吾人即随,大不可也”[15]。批驳最为详尽者当属缪凤林《中国民族西来辨》,他在逐条进行分析批驳后,指出中国民族之历史以有数万年之久,绝非几千年内之事,因此“西来说”为“事理所必无”之事。
三、民国续音——抗战背景下的“汉藏同源”
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建立中华民国,但是,外来的压迫未稍缓解,民族危机日甚一日。凝聚国民团结之心,抵御外来欺压侵略仍然是社会舆论的核心主题。此外,虽已实行“五族共和”,但边疆危机此起彼伏。加速国族构建,强化国家认同成为救亡图存的重要前提。基于此,强调汉藏同源仍是强化“民族”认同的主要形式之一。需要指出的是,民国时期的汉藏同源论的论证模式可分为两种:一是通过论证羌藏同源而证明汉藏同源。根据中国典籍,羌人乃炎帝之后,属于自东向西迁徙之族。“吐蕃属西羌种”是古代典籍常见的记载,故而宣说此论者甚众。因相关论述很多,不再赘述。二是通过重新挖掘中国人种“西来说”来论证汉藏同源,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民族危机空前加重,由“西来说”而形成的汉藏同源论在逻辑上比羌藏同源更加直接、更容易被人理解和接受,因此,再度出现在舆论宣传之中。 民国初年,尽管种族革命已完成使命,“西来说”开始式微,但仍有学者接受并发扬此说,以及由此而探讨各民族的族源问题,目的在于强化国族认同。
钟毓龙《(新制)本国史教本》:
“汉满蒙回藏五族,同为黄种,其先同出一原,皆由西而移于东。年远地隔遂相睽异。以今考之,皆由帕米尔高原,而繁衍于黄河流域者,羲农黄帝之一支,汉族也。由卫藏入川陕者,为人皇之一支,其后为氐为羌,藏族也。由新疆之北入蒙古地者,为荤粥,其后为匈奴、突厥者,回族之祖先也。其在东北之地者,有息慎,顤移当在荤粥前,其后为东胡、契丹,满蒙二族之祖也。五族中,惟汉族得地最优,文化特著,而他族不及焉”。[16]
李岳瑞原编、印水心修订《(评注)国史读本》:
中国人“细别之,又有五族,曰汉满蒙回藏。其最初托足地,在亚洲之西小亚细亚之南,名加特亚国,以巴比伦为国都,即西史所称前巴比伦国也。其后由西渐移于东,以至中国。年远地陌,遂相睽异。以今考之,由帕米尔高原,而繁衍于黄河流域,据有中原全地者,羲、农、黄帝之一支,汉族业。由卫、藏入川、陕,其后为氐、为羌者,人皇氏之一支,藏族也。由新疆之北入蒙古者,为荤粥,其后为匈奴、为突厥者,回纥之祖先也,其后在东北之地有息慎,移徙当在荤粥之前,其后为东胡、为契丹者,则满、蒙二族之祖先也”[17]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中华民族危在旦夕,学者们不仅致力于强化国族认同的努力,还注意到帝国主义为了侵占西藏地方,也在人种、文化等方面制造舆论,强调它们与西藏的亲缘关系。
沈沙戟《西藏族的人种问题》指出,曾经入藏的日本人河口慧海称:
“朝鲜人祖先大都为西藏人,朝鲜王名虽以汉字书,实则西藏语者居多,古代藏人沿并不拉倒拉河南行,经阿桑姆、缅甸、暹罗、交趾支那、华南、渡海而至日本,一方经朝鲜来日。此咸从语言学研究上观之,缅甸语半数以上为西藏语,阿桑姆、暹罗、缅甸三者,均属于西藏语系统也。又由上观之,我国(日本)祖先中,杂有西藏人之血,而日本语中不少西藏语,——以地名为多——则其铁证矣。”[18]
他还注意到英国人查尔斯·贝尔也宣传西藏人与印度雅利安人的关系:
“巴特沙拉国乌迪雅纳汗生一子,善占之必喇满占之,曰:此子克父,必杀之。而锋刃利器皆不能伤,乃贮以铜匣,弃之恒河中,外沙里城附近种地老人收养之,长告以前事。此子遂向东边雪山而去,至雅尔隆赞唐所有之四户塔前,众共尊为汗,胜四方部落,为八十八万吐伯特国王”。[19]
他认为,帝国主义制造此类舆论,无非是为侵略西藏服务。
抗战前夕,民族危机,团结各民族共同抵御外侮成为最重要任务,通过强调汉藏同源来强化汉藏之间的认同,特别是在迁都重庆,包括藏族地区在内的西南成为仅可依凭的大后方时,汉藏之间的团结更显重要。在这种背景下,舆论界再次从“西来说”中寻求灵感。
王桐龄《中国民族史》即继承《东洋史要》的叙述内容。强调“中国民族本为混合体,无纯粹之汉族,亦无纯粹之满人”。
“中国民族起源地,大概在葱岭一带,即亚洲中部的山脊,西洋书上称为帕米尔高原……黄色人种下了帕米尔高原以后,便分道往东南东北两方面进行;往东南方面进行的有三族,历史家称之为南三系,往东北方面进行的亦有三族,历史家称之为北三系。南三系中第一族,迁到中国中部,南部——即扬子江流域七省,西江流域五省,——同印度支那半岛——即越南、暹罗等——等地,历史家称之为交趾支那民族;现在四川南部之獠,贵州之为苗,广西、湖南之獟,云南之猡猡,广东之轂,同暹罗、越南境内之人,皆属于此族。因中国唐虞时代,此族曾创立过大国与汉族对抗;国名三苗,所以后人就称之为苗族。第二族迁到中国北部,就是黄河流域六省,因为此族在中国中古时代,曾创立过一统之大帝国,国名为汉,后人就称此族为汉族。第三族迁到青海、西藏,历史家称之为图伯特族——Tibet——因为此族大多数住在西藏,所以现在就称之为藏族。北三系第一系迁到中国东北地方,历史家称之为通古斯族;——Tunguse——因为此族大多数住在满洲,所以现在就称为满族。第二系搬到正北地商丘市癫痫病医院在线预约挂号方,在中国近代时代,曾创立过蒙古大帝国,所以后人就称为蒙族。——Mongol——第三系迁到中国西北地方,即阿尔泰山系以东以西等地;历史家称之为突厥族;——Türk——因为此族大多数奉回教,所以现在就称之为回族。”[20]
黄籀青《西藏民族是黄帝子孙之后裔说》,是一部体系完整的巨论,虽然没有点明其灵感来自“西来说”,但是,思维逻辑与西来说的继承性清晰可辨。
他首先从地理上论证,西藏即黄帝活动区域:
“西藏者,其形势北负昆仑,南屏喜马,西逾冈底越阿里,而达帕米高原。其地三陲连接,如辅车之相依,实为黄帝子孙发祥之地。惟必须洞明皇古地形若何,名称奚似?即如同一昆仑,何以称丘,称墟,兼称玉山?倘非目光如炬,纵熟读山经,亦不能大澈大悟,烛照古今。何者,盖该经言昆仑之丘,即今后藏以西之。昆仑之墟,即阿里西北之帕米尔高原,昆仑之玉山,即銡古兹达坂,秦汉以来,称王母瑶池,今该山即在拉萨西北,腾格里海后方山脉脊上。又该经云,昆仑之墟方八百里,实为帝万都。有皇帝之宫,审是黄帝未入中原之先,故都实在帕米尔。其地东连葱岭昆仑,直达銡古兹达坂,其左为塔里木河流域,属回疆八城,其右为雅鲁藏布江流域,即前后两藏。由今日之地形,上溯古昔之都会,知该两流域经过之区,实为当年畿辅左右肘腋之地。厥后黄帝从左腋向东南,以入中原,其子孙即从右腋向东北,以图进展,盖非有上述,不能明古今之地形,舍此焉能知民族之根本?由是而康藏最古之民族,可得而进言矣。又焉能知其族为黄帝子孙耶?经云,黄帝取(娶)雷祖,生昌意降居若水,都于其间。考若水即今西康境内之澜沧江。上有二源,左曰杂楚河,右曰昂楚河,总汇于察木多首城之前。山水环抱,地势雄伟,如万马自天而下,为全康四千数百里内绝无仅有之地。帝子卜宅建都其中,宜哉!当时疆域辽阔,东接蜀境,西逾故都,东西万余里。故昌意得娶东邻蜀山氏之女昌仆,为其正妃,即生颛顼于若水。长有圣德,黄帝崩,廷臣奉遗教,迎其入主中夏,而选其宗室子弟贤者为留守。厥后高阳,鍞知高辛贤能,不传其子而传于帝喾,盖帝喾为玄嚣之孙,亦即黄帝之曾孙也。自高辛履中继统,而其庶子禺号仍留居故国,四传而至番禺。正当尧时洪水为灾,东西隔绝,声教不通,又以其地窵远,视同荒服,至虞帝时竟划为流放罪人之所。故窜三苗于三危。考三危即今之三藏,其境北西南三方均被大山包围,其形如箕,高而且危,故古称三危。自三苗窜入,其族迥异,其时番禺之名,取其在上番字之音,为同族之总徽号。又以其族为当地最先土著之民,故而兼称土番,此今日康藏氏族旧号土番之由来也。”[21] 其次,论证唐古特之名的来源:
“土番兼称其族为唐古特者,安在?考今日康藏全境,皆为禹贡梁州之域,……当时该地之民,实并隶于陶唐,……以其全族曾隶于唐帝,故兼称其族为唐故隶,犹言吾族为唐帝旧管之民,以示别于苗族。久之其音转变,故之声高扬为古,隶之声低转为特,此康藏民族,其始称为唐故隶,其后转为隶(唐?)古特之由来”。
第三,举十个例子以证明汉藏语的同源。
最后从“冠服之制、佩带之章、相见之礼、歌舞之节、等级之分”论证汉藏风俗的相似性,认为“非黄帝子孙之后裔,乌能符合若是?”。
尽管其论证中似是而非的内容极多,其目的在于论证藏族即汉族之分支,以此来凝聚人心。
李雄《中国民族的形成与民族意识的消长激起原因》
“中国古代西来的民族是经过葱岭一带(即帕米尔高原)渐渐东移的。因为人类的发祥地是在亚洲与非洲之间……这种西来的民族不止一部分,时间亦稍有先后,大体上可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由新疆的莎车、疏勒,出叶(吐)鲁蕃、哈密的边境,达于中国的西北部,而分布于黄河流域,是为夏族,亦即后世所称最初的汉族。另一部分则由西藏的北部,或青海、西康的边境,以次分布于长江流域及西江流域(珠江上游),是为殷族。这就是中国民族的由来……西来各民族原是一个血统,但因为东迁所经的路线不同,而其所遇的环境亦异,于是产生了不同的生活方式,而形成不同的语言、宗教、风俗、习惯的文化、到了后来就忘记了彼此同一血统而自相斗争起来了……所谓中华大族,乃是从秦汉以来,一切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及现今所称的满、蒙、回、藏等民所同化而成的一个大民族,其始祖原是同一血统,其结果仍同化为一个民族,这就是中国民族发达的经过”。[22]
冷亮《西藏上古史之探讨》(《边政公论》第一卷,第三、四期)
“夫世界人类一元论,始生之地盖在非洲,为达尔文之学说,中国人种西来说,复为历史家所共认,汉族黄帝未入中原以前,建都昆仑,其居地遍塔里木河及雅鲁藏布江两流域,即新疆与西藏也。其后黄帝率其一部东迁,遗留居故土者非藏族之祖先而何?且克伯里曰:“率巴克民族(即汉族)东徙。同时未达东方者,与北西藏之民族结合而为一种部族”,更可为一种有力之证明”……“今日之藏语系民族,乃为蕃族与羌族两主干民族孕育演化而来,而蕃族实汉族之分支。”[23]
作者赞同藏人为汉族分支之说。
当然,这一时期通过论证羌藏同源而论证汉藏同源的文章更多。
四、种族主义国族的困境
国族建构可以分为两个基本的类型,即强调根基性纽带的种族主义国族和强调权利平等的公民主义国族。清末以来中国的国族构建同样可以分为不同的流派,但总体来看,种族主义国族观念占有明显的主导地位。这种模仿西方国家而带来的观念与中国的传统民族观念相违,在这种观念支配下形成的政策实践,如同化政策等对于此后的中国民族关系带来负面影响,引发了一系列问题。这也彰显近代中国的国族构建所面临的困境
(一)同源之说并非中国传统
中国人种“西来说”之传入中国,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1.自甲午战争之后,民族主义思想逐渐高涨。1901年梁启超著《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提倡建立“民族的国家”,实行“民族帝国主义”。1902年雨尘子《论世界经济竞争之大势》指出,德国、意大利之所以强盛,因为“同一种族,建一国家”,中国之不振,非欧族使之然,自族不能建国家之故也。⑧以欧洲为榜样,建立单一民族国家的观念逐渐成为主流。梁启超在《新民说》中指出,所谓民族主义就是“各地同民族、同言语、同宗教、同习俗之人,相视如同胞,务独立自治,组织完备之政府,以谋公益而御他族是也”⑨。到1903年余一在《民族主义论》(二、三月)论道,民族国家的人民称“国民”,“凡可以为国民之资格者,则必其思想同,风俗同,语言文字同,患难同其同也”,“一国而能容二族乎?以言特性,则各异其异,孰从而发挥之;以言合其意、合其权,则其意相背,其权消长,又孰从而合之。故曰:一国之内而容二族,则舍奴隶以外,无以容其一,否则灭之,否则融之化之而已……无论其大其小,其强其弱,而要之彼终不能合异族以建国”⑩。在3月份的《近世欧人之三大主义》(《新民丛报》第三十六期)中也有类似的论述。2.在单一民族建国号召之下,原有的夷夏之别观念中的中国亡国论,逐渐演变成为“排满”思想。革命派要论证汉族和满族非同一种族,近而证明“排满”的正当性。改良派则从历史资料和现实情况出发论证满汉在历史上同种,现实中满族已为汉族同化,满汉难以区分。正是在这种强调辨明种族的背景下,中国人种“西来说”才具有其独特的历史意义。
晚清国族建构,倾向与把国内各民族描述成为一个由血缘纽带凝聚而成的亲族团体,一个扩大化的家族。效鲁《中国民族之过去与未来》(《江苏》)“合众家族而为集合体者曰民族;民族者,由家族而发达,同一系统于始祖”。刘师培《伦理教科书》“孟子言国之本在家,而西人言社会学者亦以家族为国家之起源,谓民族之起源,起于共同之特性,而共同之特性,起于血统之相同。则所谓民族者,乃合数家族而成者也,同一民族即同一国家,此家族所由为国家之起源也”。这个国族血缘,在空间的横向层面上,将所有的国族成员转变成为兄弟手足,在时间的纵向层面上,又把他们化为同一祖先的子孙后裔。透过这种隐喻性的转化过程,国族被当作一个家族,一个永恒的存在。正如俞剑华《中华民族史》指出:中华民族的形成,是逐渐演进、逐渐扩充、逐渐调和、逐渐团结而成的,“由小宗族合而为较大的宗族,由较大的宗族合而为更大的宗族,在两宗族以上彼此相接触的时候,战争会盟,扰攘一时,其处似不相容,久则混合同化而不可分。一种宗族童话方毕,另一宗族又来了,于是又扰攘一时,终究还是趋于同化的一途,如此一起一伏,继续不一。”“现在的汉满蒙回藏也不过借用了地理上的区划,或宗教上的名字代表某一部分内的人,根本没有严格的限制,也没有很大的区别。中华民族确像一个五世同堂,支庶极多的大家庭,中华民族史就是一部世界最大的族谱。各宗支之中,自然有他各别的盛衰兴亡,各宗支之间,自然也不免有口角反目,这不但无害与全民族的发展,而反有助于全民族的长成。现在要想研究这部大族谱,只好借用习惯上的宗族名词作为一个纲领,以免头绪纷繁。11 这种新兴的观念和论说,本质上与中国传统的民族观念不相契合。中国传统上虽然也有所谓“五方之民”的民族观念,但区格并不十分清晰。更为注重的是文野之别,正如杨度《金铁主义论》“中国云者,以中外别地域之远近也。中华云者,以华夷别文化之高下也。即以此言,则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且亦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中国可以退为夷狄,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专以礼教为标准,而无有亲疏之别”。而现在则强调中国之国民必须是“思想同,风俗同,语言文字同”,这种对根基性纽带的突出强调是一个革命性的观念变革,必然带来民族整合的极大困难。事实上,在现实中各民族文化差异明显的情况下,强调远祖的同一性,在解释策略上比较有利;虽有文化之别,但有相同的血缘,实为手足兄弟,从而让所有民族都具有成为国族成员的资格,以保证国家不被分割。从这个意义上讲,强调同源有其积极意义。
(二)同源之论推导出同化政策
清末、民国的各民族同源之论的出发点是为了强化国族认同,根本目的是要建立“民族的国家”。同源之说既是国族建构的技术之一,也是为了“过渡时代”(梁启超语)保证国家完北京最好的癫痫病医院整的权宜之计。而要建立一个全新的民族国家,就必须构建一个拥有共同文化的国族,只有这样才符合西方的标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学界提出了“同化”的思路。
改良派为了保持国家的完整,最先提出这一主张。康有为为了消除满汉畛域,提出了“合”的思想,并进而建议“蒙、回、卫藏,咸令设校,教以经书文字语言风俗,悉合同于中土,免有歧趋”12,通过学校教育实现“合同而化,永泯猜嫌”的目的。13梁启超借鉴伯伦知理“谋合国内多数之民族使之化成为一民族”主张,提出“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14只有这样才能实现 “汉、满、蒙、回、藏之土地,不可失其一部,汉、满、蒙、回、藏之人民,不可失其一种”,以及“使土地如故,人民如故”的目的。15
革命派反对同化政策,认为“合数民族而居一国,其初虽有吸收化合之力,其终必生分崩离析之渐”[24],并认为有的民族“根性厚”不可能被同化。后来逐渐接受同化的主张,但只认可将少数民族同化于汉族的单向同化的模式。章太炎《中华民族解》认为实行同化政策,条件是推翻满人的统治,“主权在我(汉族)”,汪精卫也认为“中国恢复后,斯时可容许满人归化,并可使蒙古、回、藏人同化”[16]“未同化者不得为中国人”。
这种思想和理论,必然反映在具体的政策实践中。清末“新政”在边疆地区施政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推广汉族文化,以此打造同质化的国民文化。[17]然而这一政策显然未能给予少数民族以平等的政治权利,未能给予少数民族文化以应有的历史地位,这种未能达成共识的同源论说与同化政策,不仅未能带来凝聚团结的效果,相反引发了一系列新的矛盾,[25]造成了更为严重的危机。这也证明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几千年多民族共处历史的国家,要仿照西方的民族国家模式,建构基于文化同质化的国族认同的努力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困境。中国共产党正是总结了这些历史教训后,提出了各民族平等团结的主张,给予各民族的传统文化以平等的地位,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在民主平等的基础上,强化国家认同,超越了种族主义的国族认同,得到了广泛的拥护,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国族建构模式。
注释:
①有关拉科伯里学说在东亚的传播参见孙江《拉克伯里“中国文明西来说”在东亚的传布与文本比较》,载《历史研究》2011年1期。
②刘师培《攘书》,第8页。在同一著作中他认为只有汉族是炎黄的子孙,其他少数民族则源自不同的动物种类:“炎黄之裔,厥惟汉族。九州而外,皆属避荒。高山深林,东胡所宅,毛衣肉食,射猎为生,辫发胡装,迭雄边塞,是为通古斯(即豸种);逐草随畜,散处北陲,风弛鸟赴,鸣镝扬尘,去来朔汉之乡,窥扰障塞之际,是为土耳其族(即犬种);氐羌孽余,跨有河湟,地广兵全,擅雄塞表,弃城郭而不居,以麦熟为岁首,是为西藏族(即羊种);椎结左衽,凭深阻峭,散居溪谷,部族实蕃,山川阻深,道里辽远,是为交趾支那族(即蛇种)。此数族者,居不毛之乡,生无知之俗,殊名诡号,种别类区,圣王禽兽畜之。”(《攘书·夷种篇》,单行本,第9-10页,出版社不详。)
③师南《神州种族学扈论》,《复报》,第七期。
④章太炎《銏书初刻本》,原人第十一,载《章太炎全集》第三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2页。
⑤比如梁启超《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考察》,称“汉族为古代中国住民种族中之进化者,戎狄为古代中国住民种族中之不进化者。然追溯古代住民之中,则余以为汉种之与戎狄实为同一种族,惟于其后有进化与不进化之别而已”。见《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中华书局1989年版。观云《读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系论》,《广益丛刊》,1906年,第108期。
⑥章太炎《銏书重订本》,载《章太炎全集》,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74页。
⑦天僇生.西藏大势通论,载《广益丛报》,光绪三十四年五月二十日(1908年6月18日)。
⑧雨尘子《论世界经济竞争之大势》,见《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第205页。
⑨梁启超《新民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4页。
⑩余一《民族主义论》,《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册,485页。
11俞剑华《中华民族史》,国民出版社,中华民族国三十三年(1945年),第8-9页。
12康有为《请君民合治满汉不分折》,《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41-342页。
13康有为《海外亚美欧非澳五洲二百埠中华宪政会侨民公上请愿书》,《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611-612页。 14中国之新民(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新民丛报》第38、39号合刊,1903年8月。
15杨度《金铁主义说》,载刘晴波主编《杨度集》,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02页。
16精卫《斥为满洲辩护者之无耻》,《民报》第12号。
17西藏“新政”中的文化政策见扎洛《民族国家建设与张荫棠西藏新政》,《民族研究》201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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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冷亮.西藏上古史之探讨[J].边政公论第一卷,第三、四期。
[24]佚名.印度灭亡之原因[J].浙江潮,1903,(1).
[25]周竞红.蒙古民族问题[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141.
[责任编辑 先 巴]
[责任校对 胡成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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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清朝末年,"中国人种西来说"传入中国,随即成为国族建构的理论工具。革命派借此强调华夏西来,满汉不同,证明"排满"的正当性;维新派借此论证中国各族同源异流,实同兄弟,不可分离。该学说认为东迁之族,有一支南下成为藏族的先民,因此,两派都认可汉藏同源之论,成为当时国族建构争论中少有的共识。民国初年,该学说日渐式微。抗日战争爆发后,为凝聚国民,挽救危亡,汉藏同源论再度复兴,成为舆论宣传的重要内容。清末的汉藏同源论强调的是以血缘等根基性纽带为基础的国族建构方式,不同于中国历史上以文化为核心的民族观念,由此推导出的文化同化政策,对近代中国的边疆治理产生了深刻影响。

作为一个多民族共处的国家,中国古代的中央王朝都面临着如何整合族际认同、强化和保持国家凝聚力的问题综观封建时代的历史,尺致有二种方法:一是强调效忠皇帝,宣扬“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效忠皇帝就是效忠国家,二者合而为一;二是推行王化,以夏化夷,推广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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